科举制度

　　更为值得一提的是唐代。一方面唐王朝完善隋代的科举制度，广开仕进之门，使知识分子趋之若骛，焚膏继晷，皓首穷经，以求一官半职;另一方面唐代最高统治者大多喜欢诗文，并进而影响到儒生、士大夫阶层，唐代文学艺术的极度繁荣与此不无关系。然而他们大多对医学不以为然，甚至蔑视，“凡推步、卜、相、医、巧，皆技也，…小人能之…故前圣不以为教。”当时文学大家韩愈则说的更坦率，“巫医乐师，百工之人，君子不齿。”唐代医学家孙思邈原以文名世，很有才学，学医后史书就把他归列为“方技”类，而不入儒林，朱熹对此非常惋惜，唏嘘不已，谓“思邈为唐名进士，因知医贬为技流，惜哉!”仅此医生入“另册”一条，就足以使许多本来愿意从医的儒士却步。难怪宋代医学家高保衡感叹道：“惜乎唐令列之医学，付之执技之流，而荐坤先生罕言之”[8]。正是由于统治阶级这一歧视态度，医生社会地位低下，以致当时社会风气是“朝野士庶咸耻医术之名，多教子弟诵短文，构小策，以求出身之道，医治之术，阙而弗论”。由此也导致了这一时期医学人才无论在数量上、学术造诣上和对后世影响诸方面上，均不能与同时代科学文化中其他领域内的空前盛景相提并论，同日而语，这不能不引起人们的深思。

　　宋—元

　　重要变化

　　宋代政治的重要变化是发展了文官统治，重视文士的培养和选拔，知识分子的社会地位较历代大为提高。这一时期，最高统治者对医学颇感兴趣，十分重视。如北宋9个皇帝中，至少有5个熟悉医学。宋太祖本人学习医学，曾亲自为其弟赵光义艾灸治背;宋太宗赵光义未登基前即留意医术，藏名方千余首。及称帝后即发动医官编成方书100卷，赐名《太平圣惠方》，并御制序。宋真宗、宋徽宗等亦曾亲自为医书作序，并且宋徽宗还以个人名义(实为医官代庖)编写颁行《圣济经》一书。在北宋167年的历史上，竟有10次大规模的中央官刻医书，每次皆有一种或数种重要的医药专著行世，并成为医籍之精品。宋代在实行科举取士选拔官吏的同时，也重视医官的选拔聘用，曾致使一个时期医官职支俸冗滥。后世对医生“大夫”、“郎中”的称呼即起源于这一时期。现代医史学家谢观说：“中国历代政府重视医学者，无过于宋。”

　　重视与提倡

　　由于统治者对医学的重视与提倡，文人知医通医成为风尚，“儒医”之名正是在这一时期出现的。医生的社会地位有了极大的提高，人们不以知医行医为下贱可耻，反而认为医为仁术，儒者之事。“医国医人，其理一也”，“不为良相，则为良医”，大批儒士渗入医学领域，一代又一代儒医的涌现，使医学队伍的素质明显得到提高，促进了从医人员知识结构的更新和医学研究效率，无论对医药理论的发展还是对临床经验的总结提高，都起了重要作用。

　　统治需要

　　蒙元统治者为统治需要，对医学也相当重视。宪宗(蒙哥)即位，智耀入见，帝竟然问儒学何如医学[13]。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当时医学的地位。“其他以术数言事辄验，及以医著效，被光宠者甚众。”[14]在统一全国过程中，蒙古兵攻城，屠杀极惨，但独不杀工匠而俘作奴隶，医生也视同匠艺，得以免死。元世祖至元十三年二月，平定江南，诏书中曾下令搜求“前代圣贤之后，高尚儒、医、僧、道、卜筮，通晓天文历数，并山林隐逸名士”[15]，以为统治阶级服务，医生也在被利用之列。元统一全国后，实行残酷的种族歧视和阶级压迫，将各族人民分为四等，汉人、南人居于后两个等级;在社会上又把人们按职业分为十等，即一官、二吏、三僧、四道、五医、六工、七猎、八匠、九儒、十丐。医生处于第五位，在儒士之上，“然当时仕进有多歧，铨衡无定制，其出身于学校者，有国子监学，…有医学”，医生亦可以随时被选拔为官吏，由此亦可见当时医生之社会地位;另一方面也反映了知识分子在元代地位一落千丈。元代前期科举制度一度废弛，长达近八十年，广大士人仕进无门，并且由于社会地位的变化，他们中的相当一部分便转而投身于具有“仁术”之称的医学之中去。专事从医的知识分子增多，使儒医更为发展与巩固，并影响及后世。

　　明—清

　　科举制度完备

　　明清是我国封建社会最后两个朝代，是封建社会走向没落的时期。封建统治阶级为维护其腐朽的统治地位，政治、思想、文化上的专制空前加强并达到极端化。为加强思想控制，在文化、学术上采取一系列手段来约束人们的言行。这一时期科举制度更加完备，以八股文取士，考试专以四书五经命题，读书人亦以此为依据而攻读经书。这种僵化的学术传统把当时无数最优秀的学者吸附于自身，浪费他们的才华和精力;而“离经叛道”，思想稍微“有乖于圣学经义”，统治者即给予其个人甚至家族以轻则及身、重则灭族的严惩。“夫艺人术士，匪能登乎道德之途”(《明史》)，如医学等科学知识技术，则一律被视为“奇技淫巧”、“小道”而加以限制与打击。

　　匠户制度

　　明代承袭元朝的匠户制度。元代医户颇受统治者优待，可以全免杂役，仅每年交纳包银三两供太医用度[18];而明代医户除了可免除一部分杂泛差役外，正役和税粮不能免除。又如太医院医职，元代最高职级为正二品;明代太医院最高职级在建国始降为正三品，以后又降为正五品。清朝基本沿袭明的太医院制度，对医学的歧视态度某方面更甚于明代，如下令：“太医院针灸一科，着永远停止”，使针灸疗法的发展受到一定程度的阻碍;清江西巡抚裴率度曾上疏：“…医卜星相，往往假其术以惑民，虽非邪教，亦当以时严惩。”而当时的雍正皇帝竟“深嘉之”，对医学医生之态度由此可见一斑。

　　被迫医学

　　这一时期，很多医家并不是原来就主动或自愿从医的，大都是因习经文走仕途之路受挫而被迫投身于医学的，就连明代最著名的医药学家李时珍也概未例外。其父李言闻本为当地名医，但因当时医生社会地位低下，他不愿李时珍再以医为业，而要李时珍走科举道路入仕途。李时珍14岁考中秀才，其后三次赴乡 。湿热条辨试均不第，23岁后才不得不放弃再考科举而决心跟父亲学医。

　　第二个代称“青囊”。

　　现在知此名字并使用者甚少。它的来源与三国时期的名医华佗有关的据传说。华佗被杀前，为报一狱吏酒肉侍奉之恩，曾将所用医书装满一青囊送与他。华佗死后，狱吏亦行医，使华佗的部分医术流传下来，据此，后人称中医为‘青囊’。

　　青囊是风水术的俗称。本来，青囊是指黑袋子，因为风水师常以之装书，故民间以青囊代称风水术。《晋书·郭璞传》记载隐士郭公把《青囊中书》传授给郭璞，说明至迟在晋代就有了“青囊”一词。后世沿用，如唐代陈子昂在《陈伯玉集》有：传道寻仙友，青囊卖卜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