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医药的历史

　　中国医学是西方医学系统之外，另一个独立的医学体系。中国学界对中国医学史的关注，始自二十世纪初，然早期出版之著述，均限西方医学史范畴，且系从外文翻译而来。中国人研究中国医学史之先驱，首推陈邦贤(1889-1976)。中国医学史是中华文明大河中之一支流，以其旺盛生命力自立于古今学科之林，传承不辍，生生不息。学者之总结，代不乏人，如汉司马迁《史记·扁鹊仓公列传》、唐甘伯宗《名医传》、宋周守忠《历代名医蒙求》、明李濂《医史》、清王宏翰《古今医史》、清徐灵胎《医学源流论》等。

　　医学史在中国具有悠久的研究历史。汉代司马迁所著<史记>中有“扁鹊仓公列传”，是中国最早的医学史记载。唐代甘伯宗的《名医传》是我国最早的医学史专著。其后，有宋代周守忠的《历代名医蒙求》、明代李濂的《医史》，清代王宏翰的<古今医史>及徐灵胎的<医学源流论>。但是由于缺乏正确方法论指导，这些医学史著作只为后世提供了较为丰富的真实史料，却很少有历史经验、客观发展规律性的论证。因此，中国医学史在清以前还很难构成一门学科。

　　共和国时期党和政府十分重视和支持中国医学史研究，先后成立专业研究机构进行专门研究。1951年，中国第一个医史研究室设立在北京，于1955年并入中医研究院，1982年升格建为中国医史文献研究所。50多年以来，医学史作为一门学科，在中国已经获得了较大的发展，特别是近几年来， 中国的专业医史工作者和业余爱好者的队伍逐步扩大，加上同相关学科的交叉融合，中国医学史的学术水平已有明显的提高。医学在两千多年的历史发展中积累了浩如烟海的中医药学文献。据国内115个图书馆统计，中国现存古代医籍13000余种，有3100多个版本。北京作为首都，拥有丰富的医史资料和医史专家，在医史文献研究方面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

　　原始医药卫生中华医药卫生文明五千年，前半期为启蒙与奠基时期，对人体认识还很简单，对疾病的描述也很原始，虽然实践经验不断丰富，但理论探索、病因分析还离不开巫术的干挠，医疗器具虽很粗糙，饮食卫生、健身防疾病知识仍较实际，医药卫生水平由于尚处在造字时期，资料来源仍依口耳相传之后世追记，除据文物外，我们的认识多源于民俗、传说等。

　　中国古代医学远在三千多年前的甲骨文中已见记载，其中有头、眼、耳、喉、啮、舌、泌尿、产育、儿及传染病二十多种如“目”、“龋”、“蛊”、“痟”等字可作例证。目 ：字之象形;龋：齿蠹也，更生动体现有虫蚀齿之意;蛊：《左传》皿虫为蛊，“以毒药药人，令人不自知者”;痟：头痛也，《周礼》“春有痟首疾”。当时已经以病位、病因、症状等不同性质为疾病命名。中国最早之医疗器具为砭 石、石针、骨针等。远在四、五千年前新石器时代的砭石出土者不少，这种打制而成的砭石已应用于医疗，《左传》记载有“美疢不如恶石”，其石即砭石，《山海经》“高氏之山……其下多针石”，《内经》“其病多为痈疡，其治宜砭石”，或谓以石刺病者。由此可知，砭为针之先，针刺病当源于砭石，但最早之砭石仍属以用于切开脓肿为主的医疗器具，渐发展为石针、骨针等是针具之改进。

　　中国医药之起源，历来有尊伏羲、神农、黄帝为医神者，有尊伏羲“乃尝味百药而制九针以拯夭枉焉”，有尊“神农尝百草始有医药”，“一日而遇七十毒”，有尊“黄帝使岐伯、尝味草目，典主医药”者，无不生动论述了远古各氏族群体在生产生活实践中，积累了医药经验与知识。神农不单是农耕之祖，更为历代医学家奉为医药之祖。伊尹是奴隶出身的?师，后为商汤之相，《吕氏春秋》记述伊尹答商汤有关烹调问时曾有“阳朴之姜，招摇之桂”，姜、桂既是调味品，又是常用药，故有“医食同源”之论。后世尊伊尹为汤剂之创始者。从商墓出土之药丸，可知三千多年前的中国医学已相当进步。

　　中国医学发展到周朝时已有了分科制度，《周礼.天官》“医师掌医之政令，聚毒药以供医事”、“医师为众医之长”、“岁终则稽其医事以制其食，十全为上……十失四为下”。分医为食医、疾医、疡医与兽医四科，即营养、内科、外科与兽医，各以技术与地位而有中士、下士之别，分别在医师统领下掌管饮食营养，万民内科疾病;肿、溃、金、折等等的外科病。专职医师在中国出现是医学进步的一个重要里程碑，当有近三千年的历史，其代表人物为春秋时代之名医医缓与医和。医缓曾诊晋景公病曰：“疾不可为也，在肓之上，膏之下，攻之(针灸)不可，达之(药疗)不及，不可为也”，“病入膏肓”此成说即由此而来。医和曾诊晋候病指出其“过贪女色”，并非鬼神，强调了阴、阳、风、雨、晦、明六淫所引致寒、热、末、腹、惑、心疾之理论，为中医学脱离归究于神鬼病因走出了第一步。饮水卫生是保障人体健康的重要关键，夏代已有“伯益作井”的记载，凿井而饮更是保障饮水卫生的重要创造发明，至少远在三千多年前的商代已有十分讲究卫生的水井。1973年在河北城商代遗址发现水井两处，井壁为木质，以防污物渗漏，井底出土汲水桶，以木瘿掏成，侧上有对称圆孔作系绳汲水以供单户或多户所用。更令人叹服者是河南发掘殷商城市(一说是春秋战国城市之引水工程)：该城建在山坡，为解决市民饮水，通过陶管将河水引上山，所烧制之陶管，根据需要有双头口、多头口、分流闸门、出气孔之别，管与管间的相接也很规范，而且为了保持洁净，还设有卵石沉淀池。中华民族历来十分讲究个人卫生与防病健身，殷商时期已有壸、盂、勺、盘、头梳等个人卫生器具，商周之际，沐浴已形成制度，“鸡初鸣，咸盥漱”已成为卫生习惯。1959年于山东大汶口出土五千年前的象牙缕空梳，雕刻已十分精美。《吕氏春秋》载“昔陶唐之始，阴多滞伏而湛积，水道壅塞，不行其原，民气郁阏而滞着，筋骨瑟缩不达，故作为舞以宣导之”。1973年青海大通县出土的舞蹈纹彩陶盆，有三组每组五人手拉手舞蹈的纹饰，生动表现了先民抒发感情与健身防病的情景经验积累春秋战国时期为经验累积时期，是五千年医药卫生文明史后半期的开始阶段，民间职业医师逐渐形成行业，医学家们经验积累日益发展，且交流手段不断进步，医疗技术逐渐丰富，对医药理论与疾病分类取得成绩，特别是对巫术的否定，有?很大的历史意义。公元前五世纪前后，是中国医学步入广泛积累医疗经验的时期，富有代表性的是民间医生阶层的出现，被誉为扁鹊(吉祥鸟)的秦越人(河北任丘人)，是该阶层的代表人物，他以全科医生之特长游走各地为民众治疗疾病，他入乡问俗，随俗为变，至邯郸俗尊妇女，他即作妇产科医生;至洛阳俗重老人，他即为耳鼻喉科医生;至咸阳俗爱儿童，他即作小儿医。他医德高尚，技术面宽，曾以针药、按摩等综合疗法，抢救虢太子户(休克)等而名闻千古。据传有<扁鹊内经>、《扁鹊外经》、《难经》等著作。司马迁根据秦越人的医德医风，以“六不治”概括了他的医疗作风，其中“信巫不信医”不治，说明他的医疗实践已与巫术决裂。此期稍后流传于世的《五十二病方》，在外科手术、辩证论治思想、复方应用、医疗技术的创造等方面都取得了突出的成就。此时期对锻练身体，防治疾病的经验也进行了有意义的总结，富有代表性的是《玉佩铭》，按其文字为记述了现今气功一吸一呼全过程的要领，是为人体深呼吸的静功锻练;而湖南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导引图》，共描绘有44个进行身体各个部位运动的生动图像，并且标有治疗何病的说明，是一幅医疗体育的逼真写照。实践经验积累的增加，促进了医学理论问题的探索，马王堆汉墓医书中有《阴阳十一脉灸经》、《脉法》、《阴阳脉死候》、《胎产书》等多种，例如：人体究竟有多少条经脉、切脉法则、胎儿发育、判断疾病等都涉及医学理论问题的探索，有些还得出了正确的结论认识。又如湖南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女尸的保护效果，不但反映了古代防腐技术的高水平，也为现代的研究工作提供了资料。

　　第一次大总结秦汉时期是中医学发展第一次大总结，期间医学文献不断丰富，大多反映了以《内经》理、法、方、药理论原则为基础的大总结、大发展、大丰富。医药卫生领域实践经验总结，空前繁荣，涉及学科、技术、器械等，均有明显进步，探索领域也日益扩大，为中医药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黄帝内经>约成书于公元前三世纪，是中国医学理论现存最早的奠基之作，至今仍是中医学家辨病认证、处方用药原则的主要依据。该书由《素问》与《灵枢》组成，《素问》偏重养生、天人相应、阴阳五行、脏象、脉学以及治则治法的理论;《灵枢》则偏重针灸经络腧穴、解剖、营卫气血等理论。《黄帝内经》是两千多年来中医学的理论指导。约成书于先秦的《神农本草经》，借“神农尝百草始有医药”之誉而命名，收药分上、中、下三品365味，其中许多种仍为中国药典收载，记疗效多较确切。原书早佚，后有梁朝陶弘景《本草经集注》的传本，所总结之中药分类，用药处方的君臣佐使、七情和合、四气五味、阴阳寒热配伍与应用原则，至今仍是中医学家理论思维的指导。中国医学发展富有生命力的原因之一，就是历代医学家都很重视病案记录，不但有利于自身经验的总结提高，而且可供他人学习与借鉴。公元前三世纪的名医淳于意，山东临淄人，因事被人诬告，当汉文帝过问时，淳于意如实讲了自己二十五个成功或失败之病案，加上女儿缇萦愿为奴以救父的真情，终于免除了被诬告之罪而获释。淳于意申述的二十五例病案，也成为中国最早的诊籍。中国医学之外科手术在近代由于客观环境与自身原因而逐渐落后，但三国时代之华佗(?-208)，安徽亳县人，在前人基础上曾创造了辉煌的成就。如《后汉书》、《三国志》均有华佗在可靠麻醉条件下，进行肠胃部分切除吻合手术成功的可信史实，《三国演义》还记述华佗为关羽中毒箭的上肢，进行刮骨疗毒的根治手术，他还提出给曹操作脑部手术以根治其头风眩的病证，不幸由此引致曹操的杀害。华佗不愧为中国外科鼻祖，他的针灸与医疗体育的“五禽戏”都同样名震千古。各地出土汉代医药卫生文物颇多。金银医针、医工铜盆、银灌药器、银漏斗等皆在1968年出土于河北中山靖王刘胜墓。金银医针真实反映了汉代针灸用针的形质;医工铜盆则显示出汉代医工制药器具的形质;银灌药器则用于为口噤病人灌喂药食;银漏斗为与银灌药器配合使用之器物。此外有彩绘经络漆人，1993年出土于四川绵阳汉墓，其头、胸、背、手部用红色描绘有人体经脉十余条，当为针灸铜人之先声。秦汉时期中国的公共卫生设施与环境保护已达到很高的水平。出土于河南的明器陶井，其井亭、汲水桶、井栏生动说明对饮水卫生的严格要求。栏上文字“灭火东井”，与牛饮图说明当时对井的高度重视;1978年出土的西汉明器陶灶，其铭文字迹虽不流畅，但却反映了子孙的哀思;虎头形陶水管口，1958年出土于燕下都，反映了战国城市排除污水的高水平设施;阿房宫出土秦代五角形下水管道设施的坚固与先进，其孔与地面的陶质漏斗状大盘相连结，显示出用以将生活、洗浴之污水经由大盘再流入下水管道而排出。医学革新趋势

　　在金元四大家争鸣的影响下，在社会经济发展的推动下，明代医学革新的发展渐趋明显，并取得不少突出的进步，如李时珍的《本草纲目》、人痘接种预防天花、工矿职业病预防、外科手术治疗重新发展等，为医药学的进步增加了新理论、新技术。明代工作坊与采矿作业中，职业病与中毒事件，常有发生，引起医学房重视工矿卫生之改善。例如：烧制剧毒药物砒霜的作坊规定，必须建于上风头十余丈之外，而且指出下风头所近，可造成草木皆死，并规定烧砒人工作两年后必须改行，否则须发尽落。又如煤窖作业，为防中毒，强调安置通节竹竿，作为排除窖内毒气的设施。明代药物学成就突出，富有代表性的巨著有刘文泰的《本草品汇精要》与李时珍的《本草纲目》，此外，地方性的《滇南本草》与专题性的《救荒本草》也很富特色。《本草品汇精要》(1505)42卷，由明太医院院判刘文泰奉命集体编撰，收有王世昌等八名画家工笔彩绘药图1358幅，实物写真，英国人曾误为《本草纲目》，该书后由日人大冢恭男购存。由于刘文泰发生医疗事故，该书在皇宫被束之高阁，有摹写本流传。预防传染病的思想与技术方法，是中医学很早就探索研究的课题，葛洪、孙思邈均曾强调用狂犬脑外敷被咬伤处，可预防狂犬病发作，孙思邈更接种疖病浓血汁，以防治化脓性感染，公元1023至1063年间，文献记载有运用人痘接种法预防天花成功的记述，至明清时期该术更趋成熟，预防成功率不断提高，清康熙不但在皇室推广，更令国内普种，并将其成功的经验写进《庭训格言》。中国人痘接种预防天花成功的经验，迅速引起国际间广泛的重视，首先是俄罗斯于1688年派遣医生来中国学习;1717年英驻土耳其公使夫人蒙塔古(1689-1762)为子女接种成功，并带该术到英国;法国伏尔泰(1692-1778)赞美中国技术，并呼吁在法国推广;美国波尔斯东1721年为儿子等接种成功、华盛顿家族与军队接种避免了天花在军队的流行、富兰克林(1706-1790)在儿子死于天花后，始疾呼人痘接种。中国人痘接种在亚、欧、非、美等得到广泛的应用，直至英国人痘接种医师琴那(1746-1823)在此基础上发明牛痘后，才慢慢取代了人痘接种术。唐宋医学进步明显，但外科手术却似萎缩。明代在革新进步的形势影响下，外科手术获得重新发展。陈实功(1555-1636)，江苏南通人，强调外科学理论研究，提倡手术治疗，曾成功进行气管缝合术抢救自刎病人。此外，他的截趾术、下颌整复术、骨结核坏死剔除术、鼻息肉摘除术、咽异物剔除术等，都很成功，巧妙而且科学。此外，王肯堂、汪机等都是此时期的外科名家。中国强调“男三十娶，女二十嫁”，“礼不娶同姓”，已有近三千年的传统，但历史上，曾有过富人子女早婚之习俗。鉴此，统治者为了民族健康繁衍，不断重申晚婚晚育的优良传统，明代万历(1573-1619)年间不断立碑于驿道，禁止早婚早育，“示谕军、民、人等知悉”。?违者由父母、地方官员“一同枷责”。清代医学发展比较保守，医学发展趋于知识普及，虽然也有对保守思想的批判，但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大环境的制约下，医学、药学的创新、发明比较少，其医疗技术的进步、方法之丰富，也多受此影响。因此，普及医书十分丰富，影响也特别明显。革新者为王清任及其代表作《医林改错》，但非议者也不少。

　　清代统治者对蒙藏民族比较重视，关系亦较密切。蒙藏医学之交流与发展，成绩也较显著，京城设有蒙藏医学诊疗处所，也有汉族学者研究蒙藏文化与业医者。现存的针灸铜人有着明显的蒙藏医学特色，原藏北京雍和宫，现藏内蒙古医学院。蒙族本为游牧民族，蒙医也富有草原马背医生的特点，该药袋由数十个小药袋分装各种药粉，合装于大药包，便于随身。药勺为量取药物配伍之依据。从现存甘肃南部地区藏医的外科手术器械看来，可知其较中医外科为先进。有清一代之外治法发展突出，代表人物以吴尚先(1806-1886)为著名，撰有《理骈文》四卷，有敷、熨、熏、浸、洗、浴、罨、照、擦、、坐、嚏、嗅、缚、括、火罐、推、拿、按、摩、灌、导、割等二十余种。在器物上也很独特，如发汗所用的围罐、坑、熨斗、铁熨、瓦罐熨、热砂熨、热瓶熨、火熏等;水疗包括水浴、水榻腹疗、热水熏蒸、冷水疗等等。晚清医学家中，关注人体解剖课题的甚少，且极为难得。

　　王清任(1768-1831)，河北玉田人，在京城设“知一堂”坐堂行医，深感“著书不明脏腑，岂不是痴人说梦;治病不明脏腑，何异于盲子夜行”，决心改正前人解剖之错误，经四十二年义冢数以百计犬食之余尸体研究，以及亲自剖验三十多具全尸剖验，并于刑场验证未明横隔膜等问题后，撰《医林改错》，改正前人错误者甚多，当然也存在王氏改错者。